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若干问题述评（中篇）(2)

　　首先，高等教育学是一门不同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学科，也是一门不同于主流社会科学的学科，当然也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文学科，它既有某些科学的特征，也包含了一定的人文元素，这在学界基本上是共识。其次，高等教育因其与社会经济等外部系统的复杂关系，决定了它具有问题导向，且问题之间具有"结构不良"的特征。例如，它是个教育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仅用单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难以反映问题的方方面面并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因而，它是一个超越了一般教育学意义上的学科。这种学科特点决定了它具有自身特定的如何做研究的范式及其方法，任何高等教育的研究事实上就是将不同研究者、实践者创造的知识以一种恰当的逻辑有机结合起来。在不同的局部叙事中，可能采取的学科视角往往是不同的。举例来说，当我们创造的知识是大学理念或大学精神时，所要用到的学科视角可能有哲学、教育学、伦理学、文化研究等；当所要创造的知识是大学城的兴起与发展时，要用到的学科视角可能有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规划学等；当相关的知识是现代大学制度时，可能用到的学科视角有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而当我们生产的知识是大学生就业时，可能用到的学科视角又变为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政策分析等。这些例子足以表明，要生产任何一种知识的前提是：必须要充分运用多个学科的理论。再进一步讲，光有视角仍然不够，还需要有综合的、多元的认识路径和话语体系，如现象学、解释学、语言分析哲学、后现代哲学、实证主义、建构主义、法律推理、文艺批评、后现代社会理论等。要获取多元的认识路径和话语体系，又必须对某些基础社会科学和应用社会科学的最新进展进行跟踪。这从单一教育学的视角中显然无法获得。因此，要做好高等教育研究，使之能像科学一样发挥作用，并推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本文更倾向于支持"多中心"的立场。
　　政策科学的发展恰恰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支持。有学者指出，智库是政策科学成长的摇篮，为政策科学突破做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是一批智库的专家，他们或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是系统分析家、数学家。随着这种基于多学科的研究方向或途径迅速发展并体制化，标志着相对独立的政策科学领域的出现。[26]反过来，随着政策分析实践的深人，政策科学的理论、方法及技术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又为智库的政策分析与咨询实践提供了强大的武库、知识基础和物质基础。[27]由此可见，跨学科、综合性是政策科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政策科学靠之起家，同时也因此而在近几十年得到空前的发展。目前，与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学科相比，政策科学具有更广泛的学术框架，[28]因而其生命力也在日渐增强。因此，在以问题为导向的应用社会科学的前提下，高等教育学的研究也可以借鉴诸如政策科学等学科的发展经验，拓宽研究视野，将高等教育学视为一个相对独立但又跨学科的应用型学科，加强跨学科研究及学科间的合作，重视对来自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等相关学科和领域中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吸收，夯实学科的知识基础。
　　综上所述，对高等教育有关问题的研究，要以处理人类未来发展的长期问题为己任，要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可用的知识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并在这样的理念下构建和发展我们的学科，这就是应用社会科学存在的特殊意义。而不是每个学科都要按照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经典学科的学科发展模式来建设。在应用社会科学中，特别要强调的是知识的整合和融合，大可不必给它带上一个专门的帽子；否则，反而会成为学科发展的"紧箍咒"。所以，高等教育领域的学者要以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与研究视角、价值体系和方法论的多样化相处，尤其要吸收其他学科的新近发展成果，响应哲学基础的更新，以弥补本学科中的不足，并坚定不移地推动跨学科对话与知识整合。
　　三、关于现代大学制度研究
　　《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也明确提出"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和"依法治教"等与现代大学制度密切相关的政策目标。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迫切的时代命题，既是中国大学、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全面提高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制度保障，也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重大实践。在这样的政策和实践背景下，高教界在理论研究方面也做出积极回应。本文统计了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相关文献在本文选定的15个主题的总文献中的比重变化趋势。（见图2)
　　由图2可知，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从起初的几乎为零到持续升温，再到近年来的井喷之势，足以反映其已成为高等教育学研究中的一大热点。经过对近年来相关文献的整学办学的若干重要问题上，尤其是在宏观领导管理关系、内部党委书记和校长的关系、专业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等方面，为大学办学与管理改革指明方向。[38]也有文献提出不同看法，指出当前对大学章程认识上的不足，解构大学章程的法律性质应从制定依据的上位性、制定主体的内部性、效力范围的相对性三个向度出发。基于此，大学章程在法律性质上只是大学内部治理的纲领性文件，只是大学治理方式改革的一个方面。[39]还有研究者从大学精神层面提出对大学章程的见解，认为大学章程是大学精神的缩影和集中体现，其使命在于提高大学的内生发展质量。大学章程应当以其引导性积极维护大学固有的传统和永恒的价值，激发全体师生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热情，提供自下而上的内在情理需求，遵循维护大学内生发展的客观法则，承担坚守大学理想的责任和使命。40]另有研究者讨论了大学章程与现代大学制度、大学章程与大学民主和法治、大学章程与大学办学自主权、大学章程与大学公共性等方面的相互关系。[41]
　　通过对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相关文献的分析发现，多数文献是对概念的解析或思辨性探讨，研究仍处于相关问题概念化的初级阶段，系统的理论创新和本土化话语体系构建尚显不足，且缺乏事实支撑。不同学者分析的视角比较多维，但碎片化倾向明显，整体上呈现出知识的非积累性发展。之所以该议题近几年的文献数量激增，一方面是研究者紧跟时代发展需求和国家战略走向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学界盲从"前沿"问题，谁都希望在相关问题上发表言论，但真正具有理论价值或实践价值的文献却较为匮乏，既没有构建起实质性理论，也没有标志性的实证研究成果，甚至连"大学章程的基本属性"之类的基础问题都远未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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